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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九百多年前，苏轼在其《前赤壁赋》中正襟危坐，曰：“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就是说，古人早知以“所有”表示物与物主的关系。物主之所有是排他的，即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古代中国之所有，存在现代所有权全部内涵（物、物主、排他性）。现代汉语所有与所有权相通。所有权更专业而已。上古殷商卜辞甲骨文，“有”本是手提一块肉之象形。相对的象形字当时是“亡”，即无。古人生存首要是食。农耕之前食肉。“有”画出手提一块肉这个象形，在最早能辨识确定的1,000多个卜辞单字中，是中原人类早期创造的一个绝对重要的单字。到了苏轼那时，别人的“有”吾莫取，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夺人之“有”无异于夺人生存。可见“有”对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影响极为深远。道德观是人类社会法律产生的基础。汉语“有”就是汉语法律基本概念高频用字。所有的所，在汉语古文中是助词，无义。所，在动词前造成被动性、名词性结构。如某物为某物主所有。汉语所有权的权从何而来？方流芳教授说：据王建博士的考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1864年在汉译Henry Wheaton的著作“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时，首次把英文“right”、“privilege”、“power”、“authority”这些词翻译为“权”、“权利”。更重要的是，丁韪良采用了中国法学界如今经常使用的一种构词方法，这就是以“权”为后缀，造就众多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由所有变成所有权就是这样构成的。此后，所有权特定为法律用语其实并无更多新意。
人类由于地域隔绝与历史文化的差别，所有权在全世界各民族中的意思不一样。主要有两种意思的所有权。一种是绝对所有权，代表名称是大陆法所有权。一种是相对所有权，代表名称是普通法所有权。绝对所有权类似于古汉字的“有”，个人主义色彩浓重，物主的所有物是排他的，未经许可他人莫取一毫。相对所有权是另外一种文化。相对所有权源自古代欧洲日耳曼民族的团体主义习惯。日耳曼民族的团体主义习惯形成一种欧洲封建法。该习惯最终保留在与欧洲大陆隔岸相望的英格兰岛上，成为英国普通法的思想基础。普通法的最大特点是所有权这个概念并不重要，甚至可以不提它。以至源于普通法的现代经济学不提所有权只提产权（大陆法所有权与现代经济学产权不是一个意思）。普通法权利人的权利习惯是索要相应的义务。这种要求权利索要义务的方式是由欧洲封建习惯法形成的，是由当时人们生存的土地权利结构造成的。沈汉先生所著《英国土地制度史》说：“在英格兰，提及‘土地所有权’在严格意义上是不正确的。一个人不能拥有土地本身，而只能拥有土地的财产权。土地的完整所有权在封臣于领主之间撕裂开来。在西欧封建主义的框架下，地主和附庸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都有约定的自由，也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普通法权利的契约思想浓重，它的所有权具有相对性。
原载于《现代物业》2009年1期总第1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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