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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意义的最好诠释者，有一个角色就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中物协作为部分业内企业的志愿组织，并不能独自承受行业面临的对与错，只因是最大的业内企业联合体且代表了一些政府意志，而对业界外的社会形成示范。与早期深圳物业管理协会是政府与市场强烈互动的结果不同，中物协的产生是政府职能的延伸。2000年成立伊始，将原属建设部门的“房屋安全鉴定委员会”和“白蚁防治委员会”两个具有技术权威属性和行政管理属性的委员会归并重组，并配合建设部推广和开展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商业大厦、厂房）的标准评定审核工作，2004年推出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以北京、深圳等各地大型国有企业为主的物业管理公司纷纷响应入会，一条清晰的技术路线和公司路线似乎正在形成。
从房地产开发中诞生的物业管理，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果，是早期深圳这个富于探索与开拓精神之城市的政府和企业界共同奋斗的结果。作为这个结果的守卫者和捍卫人，谢会长首任至今，她的出现具有继往性，没有以制度创新的行业领袖自居，却多年不辍地连续发表她看到的一个个公司、公司领袖、行业现象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并在多种业内场合宣示其个人主张。在其任上，公众形象、行业热忱以及与建设部门的天然关系，成为许多物业管理企业的慰藉。
然而这种慰藉，并不足以改变物业管理与其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相比而不应该有的颓势。在协会杂志上她的一篇篇文章，曾经触及到了一些重要事件和危机事件，但是中物协作为一个组织，外界却较少能够及时听到他们在这些重要时刻应该发出的声音。
最能代表中物协在严峻形势下应对乏力的表现是：建议企业将过去习惯的物业“保安员”改称为“秩序维护员”。[4]没有如数年前“笔架山庄事件”中深圳业界向社会顽强地为自己的保安正名，反而继“物业服务”之后第一次主动陪着挑剔的业主们玩起了文字游戏。虽然这是一个暖和的大家庭，有太多的物业管理人走出这个圈子时，却显得缺少承担责任的勇气，缺少技术与业务上开拓的热情和锐气。在物业管理人身上见惯不怪的做法是：很多人高喊着缺粮了很饿的时候，却是面对一个和他们一样饥饿的而不是那个手里掌握着馒头的人。
中物协成立至今，将防守与稳固的策略贯穿始终，如果这符合建设部高层的战略，那么面对多变形势而主动权逐步钝化就应该是有所准备的。
2003年以后的物业管理形势，没有沿着任何人事先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增量最大的商品房住宅物业面临着复杂的新情况，再也不是技术改进可以解决的，而可能是面临着从对时代的认识到业态和观念更新的综合考量。在此关键时期，人们看到整个行业有着完全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表现。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典型如中国足球的社会批判和人民议政进入国家活动主流，虽然其中也存在偏颇和有失公允，但是政府、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和开放，若干行业中以及跨行业的批评成为社会监督与改进的动力。而此时，在多而不大、盛而不强的物业管理内部，却几乎没有过像样的思想检讨和集体思过。在外界和媒体批评声中不是道歉、解释或申辩甚至反诉，反而是遭遇寒流般越裹越紧的“抱团取暖”相互打气；行业评比严重背离普通社会服务业常识——就像由一群厨师品尝另一群厨师的菜是否好吃而全然不顾及食客感受，讨论“我们物业管理”时基本不主动吸纳“他们业主”加入；在“物业管理”与“物业服务”的举国辩论中高层失语；在“包干制”与“酬金制”的制度分析中集体暧昧；在“亏损论”与“暴利论”的焦点时刻没有邀请媒体和业主参与统计与监督；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得擅自利用小区共有物业经营以补贴物管公司成本”、“停车场权属应归于谁”、“如何解决业主大会成立困难”等这些影响国家和地方立法和行业发展的重要节点上，过分纠结于办证评资质，不得罪开发建设单位，成立业主大会是业主自己的事……这些局部利益、门户利益和历史情绪，丧失对主流理论和前沿学术的重新学习和掌握运用，从而渐失过去曾经自信满满的专业领先优势。一些新的物业管理问题甚至是在物管公司以外获得解决的——北京市政府2010年不过是用立法的方式顺应了这一历史转折：只要业主愿意，可以聘请其他人来做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从业者，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份额几近于无。
物业管理人才流失，工资低下，成为全国最典型的行业特点。
曾经一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一则统计，成为描述2002年至2004年物业管理现象中必加引述的数据，说明行业纠纷和诉讼与日俱增，成为法院民事诉案增长之最。[5]
物业管理到何处去？
不仅全社会在疑惑，物业管理人更加悲观与茫然。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