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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此时政府在做什么呢？
物业管理企业也开始对政府抱怨。主要集中在物业管理政府指导价、代收代缴费用的计税政策、职能部门官员出面解决问题时的懈怠、业主“闹事”时候的“和稀泥”等方面。但是他们却始终不能证明，与其他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相比较，这里面有政府对物业管理的特别歧视或忽视。物业管理人比较的是那个富得流油并且因富而贵的房地产开发老大哥，比较的是那个富得流油却在进出小区时时常呵斥自己的暴发户业主。让他们敢怒不敢言的还有，缺乏技术手段和政策依据的官员力不从心，经常在业主闹事的时候，以“维稳”的理由不问是非地压服物业管理人员（当然，也有当面压服业主的时候，比如在深圳市景洲大厦[3]，但是在内地却多是以压服物管安抚业主为主），让他们先垫支业主们欠缴的水电费以免小区继续被供电局停电，被打伤了的保安还得向先出手的业主道歉以免他们堵塞道路。只要不出格，政府表面上总是“让”着声音大的一方，绥靖风格直接影响到其他执法人员。在昆明的一个小区，接到物管报警的警察看到现场的业主群情激奋，竟然会建议业主们先把物管经理的汽车扣下来做质押；而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更多地方的业主爆料说，接到业主报警的警察会告诉惊恐不安的业主：你说物管威胁要打你吗？不是还没有打嘛，打着了我们才能管。
就像教育孩子要有独立精神的家庭，家长的权威总是必须第一个去接受孩子的挑战。虽然这个比喻有点令人不舒服，但是中国业主的财产意识，是在政府被迫进行的住房改革的形势中启发出来的，而业主自立的表现，首先就是质疑政府。自立初期的冲撞和鲁莽，以及不甘如往日般顺从的平等姿态，令当初走进小区，竭力说服业主主动参与小区管理的许多官员，和那些曾经主动动员业主成立业主大会的物管公司一样，很多人后来悔青了肠子。第一批国家优秀物业管理住宅小区昆明市金星小区2004年进行业主大会成立筹备，官渡区房管局物管科年轻的马先生每次全程到场参与商议指导，在以业主大会有关指导规则要求业主完善筹备程序的努力后，业委会临时筹备组某负责人私下说，“我们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不为业主说话。”
“被赶走”的还有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真实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傲慢和猜疑让业主们不愿意通知他们到会指导，或许是因为业主大会的筹备工作不合法，或许也因为政府工作人员与业主之间个人恩怨而导致“没有接到邀请通知”，总之本身组织就很不易的业主大会，增加了到房管局备案的困难。
“不为业主说话”有些时候是不为激进的业主或者业主的违规行为说话。马先生是否后悔不得而知，但是那些做业主工作的官员很快调离或者淡出。中国官场近年来成为言者有过的重灾区，而业主话题也是此间的敏感地，由于害怕被业主和记者揪住小辫子而掀起一些有违和谐精神的风浪，“低调”很快就成为许多官员的行事准则，不过这个低调已经不是不要夸夸其谈出风头的本意，而是什么都不要说，或者只说不失原则但是不解决问题的废话。有了钱的和有了觉悟的业主同时释放出心中积极和恶意的两条蛇，既吓退了学习没有形势变化快的官员，也咬伤了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的他们的心。许多改革派的官员并非都是在他们保守派的同僚面前挫伤了锐气，直接来自业主的对立往往会让他们怀疑自己的冒险是否有所值。一些受负面情绪影响更重的官员，得出了消极的结论：
既然与业主打交道容易受伤，还不如干脆等着一切都有了明文规定再办好了！
“低调”的官员关闭了心平气和的交流管道，找上门去的业主也有人逐渐失去了有话好好说的耐心，要不就在那几乎不会有人搭理的官网上投些有问无答的帖子，彼此之间信任关系进入新的恶性循环。业主大会的成立，开始越来越多地碰到一些软钉子。“黄金十年”当中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总是变化快于计划，当上面的政策来得慢，下面业主和企业的对策就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在物管企业和业主最需要获得政策答疑的时候，能够亲临一线解决难题的官员也显得越来越不够用了。即便是那些仍然坚持改革的官员——正如后来，北京一位颇受业主和物管企业推崇的改革派官员在评价业主提出的某个制度性建议方案时说，即使你的方案不错，但是你怎么保证业主都有你这么好的素质，达到你的方案希望达到的效果？可见，当业主真正的自治行动开始的时候，政府对社区局面是否会失控的担心，是远甚于方案是否合理的！他们更希望把局面掌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当然，这也是维稳的真实涵义之一。
物业管理慎重求稳的政治气氛开始形成——物业管理一边成为需要保民生、保安定的社会工程，一边还要提供代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形象蒸蒸日上的城市建设经济的商业服务。与高速发展的土地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和“快”留给了开发型经济，“好”和“省”，则留给了保守型的物业管理，以此平衡高速发展与社会稳定。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 |
